港珠澳大橋即將正式全線通車,而建設這一跨海大橋的夢想早在35年前就生根在一個香港人心里,他就是香港著名實業家胡應湘。早在1983年,胡應湘首次公開提出港珠澳大橋具體的修建設想和計劃,他的前瞻和遠見終于即將成為現實。

今年83歲的胡應湘精神飽滿,幾乎每天都會到位于灣仔的合和中心上班。這棟他親自設計的66層大樓,曾是上世紀80年代亞洲第一高樓,是當時香港的一張城市名片。

這位畢業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土木工程專業的老人一直以工程師自居。他說,自己一輩子就是一名發現問題、用簡單方法解決問題的工程師。

在自己的辦公室,胡應湘幾乎每天都會在心愛的繪圖板上設計畫圖,“這是我的員工們送我的結婚禮物,都用了48年了。”胡應湘對這個繪圖板愛不釋手。就是在這張繪圖板上,胡應湘勾畫出改革開放后廣州中國大酒店、廣深高速公路、虎門大橋、深圳羅湖和皇崗口岸、沙角電廠等內地旅游、交通、能源基建設計藍圖。

“當年,香港經濟發達,是轉得很快的小齒輪,而內地經濟就像是一個剛剛啟動的大齒輪。改革開放以來這40年,小齒輪幫助大齒輪轉得更快。今天內地這個大齒輪早已轉得更快,反過來幫助香港小齒輪更好地轉動。”胡應湘說。

開創內地“BOT模式”先河

1977年,胡應湘和十幾位港商一起到內地考察,足足待了27天,足跡遍布北京、成都、重慶和武漢等多個城市。“我覺得鄧小平先生很有眼光,中國內地新的機遇要來了。”胡應湘說。

此次考察過后,胡應湘開始在廣州籌建中國大酒店,這是改革開放以后內地第一家合資酒店。胡應湘感慨,最大的困難是怎么打破計劃經濟年代的條條框框,如何慢慢轉變觀念。“當時內地幾乎所有的單位職員都是分配的,至于員工素質好不好就沒法保證了。”

胡應湘向當地政府提出企業需要自主聘請員工并決定薪酬。他與時任主管領導討論時,拿剛剛獲得世界冠軍的中國女排舉例:既然教練能自主挑選隊員,企業也應該自己選擇員工。

主管領導被胡應湘的話打動,同意讓胡應湘大膽嘗試。兩周以后,酒店招聘3000多人。胡應湘感激領導的開明和遠見,也對培訓了一批酒店人才而感到自豪。

“我們10年間培訓超過一萬名酒店人員。1984年廣州的中國大酒店正式開業,開始很多服務員沒有旅游業的概念,我們聘用德國人為總經理,引入標準化的管理培訓模式。”胡應湘回憶道。

胡應湘投資興建中國大酒店不僅給廣州帶來了資金,更具意義的是他將“BOT模式”首次引進內地。“BOT模式”即“建設—經營—轉讓”模式,這是國際通行的私營企業參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一種常用方式。中國大酒店成為內地改革開放后采用“BOT模式”的先例。

廣州市政府和胡應湘的公司約定,廣州方面免費提供土地,香港方面籌集資金建設;以20年為期限,期間由港方獨立經營,期滿全部財產在正常營業情況下移交廣州市政府。

用“愚公”精神建成廣深高速公路

胡應湘在美國讀書的時候親身體會到州際高速公路對美國經濟發展的重大促進作用。回港后他就預見,廣深一帶經濟將會高速發展,車流量一定會迅速增加。因此,他決定向廣東提議興建廣深高速公路。

“我當年寫信給廣東省省長,要經濟發展,沒有高速公路,沒有電力通訊系統是不行的,國家經濟要騰飛,就必須優先發展三項事業,即交通、能源和通訊。”胡應湘說。

當時要建廣深高速公路,胡應湘認為最大的困難還是觀念問題。當時內地很多人認為,內地很多人連自行車都買不起,為何要建設雙向六車道的高速公路?

胡應湘憑借豐富的海外閱歷堅持認為,沒有高速公路就沒有經濟發展。近鄰日本在已經有了發達的全國鐵路網以后依然不斷興建高速公路。

從1981年簽約意向書到1997年全線通車運營,全長122.8公里、總投資122億元人民幣的廣深高速公路成為內地第一條合資興建的高速公路。胡應湘回憶,盡管當時經歷了許多波折,可以說是“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項目做成的”,但最終雙方合資建成了這條路就是對粵港乃至整個珠三角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推動力。

胡應湘對廣深高速公路頗為用心,不但在質量上嚴格把關,更堅持十分前瞻性的標準:雙向六車道、計算機收費系統、交通監控系統、光纖通訊系統、全線照明系統以及至今仍屬超前的全線雙電源供電系統。這樣的設計讓廣深高速公路成為中國高速公路史上的一座豐碑。

胡應湘說,如果搞房地產他會賺更多的錢,但對內地投資更重要的是幫助珠三角配合國家發展,特別是制造業、工業和旅游業,而高速公路和電力網絡是發展這些行業的前提。

“我是香港的第三代,我的祖父從廣東來香港。我一直想看見香港和珠三角更緊密聯系在一起,這是香港的前途。”他說。